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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兵高秉涵的“回鄉路”

時間: 2019-11-18 10:43:47 來源:人民政協報兩岸經合周刊


 

“我抱送老兵骨灰回大陸的行為,也正是‘遷臺歷史記憶’的一部分,更證明了兩岸本屬一家親的鮮明認同,也勾勒出遷臺歷史的流變脈動。 ” ——高秉涵

 

 

“娘,我會活著回來。我也深信一定會見到我健在的親娘,你一定要等我回來……不孝兒秉涵叩上。”

 

10月9日,“我家的兩岸故事———遷臺歷史記憶兩岸四城巡展”上海站展覽首日,一位臺灣老人的口述影像,讓很多觀眾駐足,觀后動容。

 

這位叫高秉涵的老人,在視頻中,展示了一封1979年寫給留在大陸的母親的家書。1949年13歲的他,隨逃難人潮去到臺灣,不料從此與家人天各一方、骨肉分離。直至42年后,1991年55歲的他,才得以回到山東故鄉探親,但等待他的卻是母親的孤墳。為了告慰對母親的思念和鄉愁,他將母親的一件已經褪色的藍色大褂帶回臺灣,也抱著去幫助彌補許多和自己一樣,未能在至親生前盡孝的遷臺一代的遺憾的想法,高秉涵多年來先后往返大陸百余次,把百余位臺灣老兵的骨灰送回歸故里。

 

“1949年,上百萬軍民遷到臺灣,活著已作游子,死后拒作游魂,樹高千丈,葉落歸根。1949年,遷臺歷史記憶,我們要記憶些什么?

 

“記憶戰爭沒有贏家、和平沒有輸家,記憶戰爭殘酷教訓,記憶兩岸血濃于水,記憶兩岸一家親,記憶回家的路,記憶中華民族5000年的延續。回家的路再長,也長不過一生,回家的行囊再重,也重不過鄉愁。漠視苦難歷史的人,終將成為再次苦難歷史的受害者。”

 

透過展覽影像,高秉涵的話語,引發每一位走進展廳的兩岸同胞去深思;走出展廳,本報記者連線到高秉涵,請他講述坎坷艱辛又足以令兩岸民眾向他致敬的人生故事。

 

■“我是踩著尸體上船的”

 

1949年,13歲的高秉涵離開母親,跟著逃難的人,用了半年時間從山東菏澤老家,歷盡艱難走了2000公里路,于同年10月16日,擠上了從福建廈門開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。那是一艘軍用登陸艇,因為承載量有限,人群瘋了般向甲板涌去。關門時,擠在門當中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,有的切掉了頭。沒擠上船的兵,朝著船上開槍掃射,發泄怒火。

 

初到臺灣,舉目無親的高秉涵睡在臺北火車站,跟垃圾場里的野狗打架,爭搶別人吃剩的東西,卑微地延續著自己的生命。1952年,高秉涵考入臺灣建中夜校,后來考上大學攻讀法律,1963年畢業后成為金門駐軍軍事法庭的法官,最后成為了一名律師。

 

1982年,有一位已移民阿根廷的山東菏澤老鄉卞永蘭女士回大陸探親,路經臺灣,高秉涵懇請她帶一些家鄉的泥土回來。3公斤的菏澤泥土,一戶一湯匙,用筷子弄平,分了50多戶菏澤老鄉。作為“分土人”,高秉涵得到了兩湯匙泥土。他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,而另一匙泥土,則泡水分七次喝了,以慰思鄉之情。

 

1991年5月高秉涵終于回到山東故鄉,但他在村口待了半小時,不敢走進去,心情五味雜陳:回到闊別42年的家鄉,固然高興,但最思念的母親已經去世,讓他不禁悲從中來。

 

高秉涵的一生,凝聚了當年逃難到臺灣的大陸民眾的坎坷和艱辛,也讓人更深刻體悟到兩岸和平的重要和來之不易。

 

■家書抵萬金

 

“我一提起筆,感情的潮水就決了堤,眼淚止不住嘩嘩嘩地流。信根本寫不下去。寫字的手總是抖,放聲大哭了幾場,心情才得以平復。”高秉涵說,沒有身處其中,也許很難體會個中人的這種思鄉之苦,于高秉涵,思鄉之切,一度到了白天不能進食,夜晚難以入眠的地步。

 

1979年8月20日,已是臺北執業律師的他,趁去西班牙開會之機,鼓起勇氣,給家鄉的母親寫了第一封家書:

 

親愛的娘:

 

兒提起筆,真不知從何處說起,熱淚擋住了我的視線,久久無法下筆……

 

首先請娘和奶奶、姥姥接受我在遠方的一拜,并叩祝三位老人家和二姐秉清、二弟秉濤,平安健康。

 

兒子1948年八月初六和娘泣別后,如今已逾三十一年了,但希望家里的老幼親人都還健在,如果您們方便的話,請盡快寫信給住在美國紐約市的袁玉杰同學,他會實時轉給我的。

 

兒現在已成家立業了,并且已有了三個子女,生活很美滿,請不要惦念。

 

在這段漫長且似無止境的流浪歲月里,我之所以要艱苦奮斗地活下去,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再見到我娘一面,絕不會像四姨寶真、大姐秉潔、三姐秉浩一樣,在抗日戰爭爆發時,她們三位一出去就生死不明了。

 

娘,我會活著回來,我也深信我一定會見到我健在的親娘,你一定要等我回來……

 

娘,我渴望著你的回信!

 

叩祝

 

平安、健康

 

不孝兒秉涵(春生)叩上

 

1979年8月20日

 

信是寫好了,寫信封又犯難了。離開老家時,還沒有郵編一說,高秉涵不知道老家的郵編是多少,更不知道這30年來家鄉的行政區劃有沒有變化。思量再三,高秉涵在收信人地址一欄寫下了“山東菏澤市西北三十五里地處高莊”這個地址。收信人寫的是母親宋書玉。當時兩岸還沒有解禁,尚在敵對狀態之中,但高秉涵聽國外一些同學朋友傳來的消息說,大陸政策有重大變化,海峽兩岸形勢有緩解的跡象。但高秉涵畢竟是跟隨國民黨軍隊來到臺灣的,所以,為避免給家鄉的親人帶來麻煩,信中他沒敢說出自己所在的地方。

 

在西班牙開會時,本想托大陸代表把信捎回去,可終究未能如愿。那時,大陸已與美國建立了外交關系,萬般無奈之下,高秉涵把這封信寄給了僑居美國的高中同學袁玉杰,請他代自己從美國發出了這封家書。

 

此時,高秉涵不知道在大陸的母親已去世,信輾轉到了在家鄉菏澤呂陵中學教書的堂弟高秉魁手中,之后又轉給了他的三姐。至此,這封遲到的家書,歷經百轉千回,總算到了高秉涵的親人手中。

 

1980年5月12日,在臺北生活了30年的高秉涵,接到來自大陸至親的第一封家書,從信中得知,他的母親已于1978年1月20日去世,奶奶、姥姥和二姐也都先于母親而去世了。這讓高秉涵陷入無限悲痛和哀傷中。

 

“三姐在信上說,母親在去世之前一再說道,希望在離世之前能夠見到我,她是睜著眼睛走的,走時是不甘瞑目的,她是在悲痛中走的,在遺憾中走的。”

 

在母親臨終前,沒有守在母親身旁,盡一位兒子的孝,成了高秉涵終生的愧疚和遺憾。

 

■“死了也要回家”

 

臺灣老兵們有句口頭禪:活著做了游子,死了不能做游魂,活著要回家,死了也要回家。高秉涵說,他能夠體會那些孤苦無依、思鄉情切的臺灣老兵,畢生的痛與愿。

 

“對于父母,我的‘孝’交了白卷,因為我沒有機會。但我現在也在盡孝,我帶老兵們回家,我把我的孝轉給了社會,轉給了家國。”1989年,兩岸恢復往來后,高秉涵開啟了完全是自發行動的“幫亡故老兵歸鄉行動”。

 

1992年,他抱著第一位老兵王士祥的骨灰“回家”。1995年,200多名當年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而來的人組成了“菏澤旅臺同鄉會”。高秉涵因為赴臺時年齡最小,在會里也最年輕,被推選為會長。老兵們對高秉涵的囑托就是:“你現在不能死,一定要等我們死了,把我們‘送回家’后才能死。”從那一回開始,抱老兵骨灰“回家”就成了高秉涵的使命。

 

30年來,高秉涵抱了近200壇臺灣老兵的骨灰。然而,高秉涵的義舉卻頻頻遭到誤解。他捧著骨灰壇回大陸時,常常被海關人員懷疑骨灰壇里裝著的是毒品,后來經過檢查才澄清了誤會。每次領取老兵骨灰后,他都會把骨灰壇暫厝在家里的地下室,以致周圍鄰居還以為他不做律師,改行做法師了。

 

每次臨近返鄉,高秉涵都會到花蓮、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,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。軍人公墓里,有著上萬壇的骨灰,貼著相片,有名字、有籍貫。最令高秉涵難忘的是,有一次他到花蓮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,正好碰上臺風,交通中斷,他只好抱著骨灰壇,在一個小亭子待了一整晚,隔天才下山。

 

大多數拜托高秉涵的老兵都是孤老,和大陸的家人無從聯系,在臺灣也是無兒無女、孤身一人。帶著他們的骨灰“回家”,“家”卻常常沒有方向。高秉涵說,“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去世老兵都沒辦法找到家人,我只能按照他們的交代,將骨灰撒在他們所要求的村口、土地或已經無法辨明的老屋方向。”

 

高秉涵不僅送老兵骨灰回家,每年清明或中秋還陪在世的同鄉一道返回大陸故鄉,“我答應過他們,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,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去”,高秉涵說,“我抱著那一壇又一壇的,不是老兵的遺骨,而是滿滿的鄉愁。就讓我們這一代人的鄉愁把海峽填滿吧,讓以后回家的人路不再遙遠。”(作者系人民政協報兩岸經合周刊記者  修菁)

 

13歲的高秉涵離家去臺前,與母親的合影。彼時他就讀于山東菏澤縣立簡易師范初中部。臨行前,他跪在父親墳前磕了三個響頭,母親囑咐他,“要好好活下去,娘永遠等著你回來!” (受訪者供圖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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